郑永年：未来中国需要警惕两大“陷阱”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原标题：郑永年：未来中国需要警惕两大 陷阱 《国际先驱导报》 梁辉 发自北京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因为中共历届三中全会都有出台重大改革的传统，因此国内外均对此次三中全会寄予厚望。自去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铺垫，尤其是在*风廉*建设方面，陆续出台了 八项规定 ， 除四风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 老虎 、 苍蝇 一起打。这些都向外界释放了强烈信号，表明了中共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虽然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社会舆论、社会思潮多元甚至分化对立，但我们都不能忽视甚至否认，当前中国是存在共识的，那就是未来的中国发展要又好又稳，只有秉持开放精神、坚定深化各项改革一条路可以走。中共中央*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调动各种力量推动改革，并敢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认为，现在是一个机遇期，如果经济持续发展，维持在一个中等增长的水平，而国家税收仍然维持相当可观的收入，那么十多年后的中国就会开始进入高收入、消费型的社会，加之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起来之后，中国就会平和地走入一个*治民主、社会公正的社会，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改革应该走在社会发展前面《国际先驱导报》：外界普遍认为，该会议将秉承历届三中全会的传统，全面深化改革将有重大突破。您怎么看？郑永年：目前中国国内社会的社会思潮、舆论观点比较多元。我觉得，之所以多元甚至对立，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利益多元化，尤其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利益就会产生多元声音，这很正常。但大家所担心的不是多元声音、多元利益，而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分化、对立、甚至对抗越来越严重。导致分化对立的原因，我认为还是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没有重大的改革，或者说改革仍然不到位，甚至大家还感觉到某些方面不仅没改革反而倒退了。外界有一种印象，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缺乏主动性，被动应对的成分似乎更多。这样的改革其实不能叫改革，只能是应急。因为你是被形势牵着走的，是跟着社会跑的，还跑不过社会，而真正的改革是应该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因为是应对性的，被动性的，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越到后面越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对此次三中全会期待特别高。期待高的人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相当长时间没有重大改革了，就如土地久旱盼一场大雨。改革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主导的改革不能叫改革，以改革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集团利益，也不能叫改革。如果这样的 改革 局面久了，在某种程度上，老百姓对改革就有了 疲劳症 。Q：中国现代*治中，都有一个 三中全会现象 ，也就是说中共历届三中全会都会有大的改革举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启了改革开放。您觉得，此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未来的意义能否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A：十一届三中全会力度最大的，涉及到整个*治经济上的变革。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力度很大的转型。正因如此，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的改革。然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有了一个大的推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等重大举措。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唯GDP主义，已经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社会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应该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建设与改革上来，至少要将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并重的高度。其实，中央*府自十六大以来就在做，力图逐步加重社会改革的成分，但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好的突破口。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相提并论是人们的一种期望，大家期望此次三中全会能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有重大的改革举措出台。中国的改革是在妥协中推进的Q：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出了 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相信之后的改革开放之路会走很多的弯路、错路。您认为现在同样急需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A：解放思想最重要，这是关键问题。我们说改革，至少有三个步骤：一是思想创新，二是公共*策，三是制度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否定了 两个凡是 ，得出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著名论断；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提出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概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妥协中推进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后，在思想上，既有拥护毛泽东的，也有反对毛泽东的，当时的邓小平做了一个妥协，将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分开来，将毛泽东早期的贡献与晚年的错误分开来，并在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一种智慧，一种妥协，是*内、全社会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同样是一种妥协，完全赞成计划经济体制的人肯定不高兴，完全接受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同样不高兴，那么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概念，在*内、全社会的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对于当前的一些重大话题的争论，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是否可以拿出一个让整个*内的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都能接受的论断呢？这十分重要，提不出论断，没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一个上升到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判断，其他的具体改革措施就很难做下去。Q：妥协是为了达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共识吧？A：是的。这种妥协，是一种*治智慧，是形成一种共识，在共识之下的改革才会取得社会最大程度的支持。但是没有思想解放，哪有什么共识？只能是各说各话。如果达成了共识，我觉得既得利益集团牺牲一部分利益，它也是愿意的。原因很简单，假如社会发生动荡，既得利益集团也会是受害者，只是当前它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它自己的长远利益。我认为，改革不是要消灭既得利益集团，而是给它找一条新的出路。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社会改革都得动既得利益的奶酪。所以说，我们改革，从经济上说，就是要在国企与民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国企要收缩一点，给民企更大一点的成长空间，这就是我们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容之一。还有，如果给我们当前在提倡的 群众路线 安上一条法治的轨道，跟法治结合起来，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更重要Q：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 老虎 苍蝇 一起打、在*员干部中开展 反四风 、走群众路线、集中清理*内法规，等等，力度都很大，风气转变很明显。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共出台的这些举措？A：我个人判断，中共是在准备改革。中共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力量。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出台的一些新举措，都是为了强壮中共自身的主体性。打个形象点的比方，首先是体检，其次是治病，然后就是锻炼身体，强筋健骨。只有强壮了自身，强壮了改革的主体，才能承受得起改革的压力与冲击。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改革思路。Q：除了改革先强壮自身外，您还看到什么其他的理性的改革思路？A：体制创新，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就像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一种体制创新，而非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其实一贯秉承这样的思路。通过创新培养出新的机制，再慢慢替换掉旧的机制。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马上改掉旧的，难度很大，甚至没有可行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有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碍，二是改掉旧的但没有新的，青*不接，很容易导致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改革成本。比如说，因为有了上世纪80年代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3000多万下岗职工，才能有地方安置。中国上世纪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经济才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如果没有跟国际贸易体系接轨的倒逼机制，以及加入WTO后形成的新机制，国内的改革是很难顺利有效地推动。其实，每个国家的改革过程中都有这种思路。Q：在旧机制被打破新机制没出现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大的风险？A：任何改革都有风险，只要可控就行。现在的中国抗风险能力已经很强了，不是以前的中国能够同日而语的。想想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西方都对中国实施制裁，但当时通过更大的开放、更大力度的改革，最终化解了这些风险。如果因为有风险而不去改革，那么今后的风险只能越来越大。对于改革以及风险，中国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我一直认为，中国改革要分经济、社会、*治三步走。如果像一些人所说的，让中国完全放开，这事实上没有可能性，即使真正完全地放开了，那中国也只会更糟糕。未来改革应继续向社会建设倾斜Q：您认为未来十年的中国会走出一条怎样的道路？A：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十六大开始，慢慢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如果此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继续向社会建设倾斜，在社会改革上有所作为，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中国就会是一个高收入、消费型、社会公正与民主的国家，这是一条最理想的发展道路。事实上， 亚洲四小龙 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机遇期，国家财*充盈，可以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很多事情。如果经济持续发展，维持在一个中等增长的水平，而国家税收仍然维持相当可观的收入，那么十多年后的中国就会开始进入高收入、消费型的社会，加之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起来了之后，中国就会平和地走入一个*治民主、社会公正的社会，这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一旦低迷，*府没有足够的财*，那么那时就是真想改革，也拿不出好办法了，再加上社会民主诉求加剧，民族主义情绪升温，乃至社会出现动荡，那就会陷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我认为，未来中国需要警惕两个陷阱：一个是低度民主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配套的制度基础设施，要先于社会民主浪潮来临之前，因为一旦浪潮到来，国家制度建设基本就难有希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现在的埃及就是一个这样的反面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