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院子里盛开的花，已经从上一年12月底的梅花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樱花。两棵樱花树最早冒出了白粉的花朵。
南楼7层ICU病房正逐渐走出最艰难的日子。
作为最早收治新医院，医院是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疫”最早打响的地方。而护医院南楼7层ICU病房，则因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一直处于战“疫”最前沿，分分秒秒都在与死神赛跑。
瞿昭晖清楚地记得，年12月29日，是个星期天。那天下午她正陪妈妈逛街，为弟弟正月初六的婚礼采买。其间，科室主任吴文娟打来电话，说病房晚上要接收8位转院来的传染病病人，让护士们做好三级防护。
这样的通知，医院的护士长来说习以为常。始料不及的是，随后的这场战“疫”，前所未有地艰难。最难的时候，瞿昭晖所负责的7层ICU病房，病魔横行肆意，一天要带走好几位患者，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
随着全国驰援医疗队的加入，7层病房16张病床的战事发生了变化，病魔的气焰渐渐不那么嚣张了。整整两个多月后，7层病房熬到了“床等人”。2月29日那天，7层病区空出了3张床。浙江来的大夫郑霞说，“终于看到曙光”。
3月5日，武汉市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人员在查看一位患者情况。医院是武汉市最早收治新医院。据了解，截至当日上午9时，医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多例，治愈出院多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迪/摄
晕倒在病房，坐一会儿，起来接着抢救病人
医院是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医院，为备战年武汉市承办的世界*人运动会，曾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习。得益于这次演习，当时南楼7层的相关防护设备很齐全。
最初转院的这批病人，医院副院长*朝林和会诊专家称之为“病*性肺炎”，并判断这医院对其他病人不安全，需要转到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
南楼7层拥有全院仅有的两间负压病房，还有两间层流病房，共16张床。病房在设计之初，就已经预设了“三区两通道”这样的应急预案，所以也具备了最快时间收治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能力。
最开始，南楼7层收治的患者还不都是危重症患者。护士李露记得，有一对年纪比较大的夫妻被同时收治了进来。由于收治得仓促，一些常用的纸巾等消耗用品来不及准备，护士们便把自己的一些日用品给他们用。患者想喝点牛奶，护士们也帮忙买。李露记得这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爷爷喜欢吃的菜，婆婆会把自己碗里的夹给他”。
两三天过后，南楼7层16张床就满了。因为这里拥有全院最完备的重症救护设施和队伍，要优先收治危重病人，这两位病情比较轻的病人就被转到了其他病房。
瞿昭晖回忆说，后来送来的病人大多病入膏肓，救治和护理难度非常大。病人的管理、院感的防控等流程，也是瞿昭晖在摸索过程中理顺的，“以前可以给一个护士安排4个病人，穿了防护服再加上病人情况危重，管3个病人都很吃力”。
1月中旬，战事日趋白热化。李露还记得，有一天她在值中班，一下子忽然转来4位危重病人，其中一位刚进病房就心脏骤停，穿着防护服的李露赶紧通知医生，然后马上给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另外一名护士开始找心肺复苏仪、除颤仪等设备过来，还有一名护士得抓紧给病人注射肾上腺素……
医护人员使尽浑身解数，抢救了半个多小时，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正当她在对逝者的遗体进行消*时，另外一个刚送进来的病人也发生了心脏骤停，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抢救又开始了。
除了人工心肺复苏消耗体力以外，使用心肺复苏仪也需要把昏迷病人的身体翻过来，然后把心肺复苏仪的底座插到病人身下。
全过程李露几乎都在奔跑，并且一直背着十几公斤重的动力送风呼吸机，在抢救病人过程，动力送风呼吸机会不停地往李露的防护服里吹送过滤干净的空气，能凉快一些，但连续抢救病人的那天晚上，李露贴身的衣服还一直是湿的。
第二位病人抢救成功后，第三位病人心脏骤停，又是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晚上11点左右，李露弯腰拿东西，忽然一阵眩晕，就倒在了地上。
其他人都在忙着抢救病人，没人发现李露晕倒了。李露觉得自己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感觉好像恢复了一些，紧接着站起来，又投入到抢救病人中。李露印象中，当天病人几乎快满床了，算上她一共才有4位护士值班。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现实条件不允许她彻底倒下。
一直到凌晨2点多，李露才出病房。李露记得，那天出病房后，手脚一直在控制不住地发抖。可能是因为疲惫，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节奏太快，导致她有些亢奋。那天晚上，完全没有睡意，“心有余悸，很想找人倾诉，拉着同事聊了很久”。
第二天李露得知，第二位抢救过来的病人后来也去世了。
李露在通过胃管为病人给药。采访对象供图
最难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希望
更坏的消息接踵传来，1月22日，和大家长期并肩作战的医院副院长*朝林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差不多同期，ICU主任吴文娟也被隔离。ICU里原本只有5位医生，另外两位医生也因为被感染肺结核而暂停工作。
李露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气氛很压抑。
瞿昭晖也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早晨起来以后，她觉得自己头晕眼花、脚底发软，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吸氧，后来发现坐也坐不住了，只能躺下。那个时候，瞿昭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20多天。她回忆说，病房的死亡率最高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希望，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留不住那些鲜活的生命。
南楼7层从一开始就让医护人员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因此李露记得她一直都佩戴着动力送风系统。但是每增加一层防护设备，医护人员的工作阻力就多一层。
动力送风系统吹进来的风，会把防护服吹得鼓鼓的，像太空服一样，李露说，自己的动作灵敏度下降了很多。而且会让她觉得耳边一直有声音在吵。除了听力受影响外，思绪也不好集中，有时候心情也会很烦躁。李露压力大的时候，会自己躲起来发脾气，甚至是骂一两句来缓解压力。
李露有段时间胸痛、呼吸困难，晚上得像病房里做俯卧位的病人一样，趴着才能勉强睡着。她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专门去做了核酸检查，结果是阴性。等结果出来了以后，李露才有勇气和其他人交流这件事，发现身边的一圈的同事都这样。
护士们胸痛的原因是长时间佩戴N95口罩，由于口罩密闭性好，他们只能拼命呼吸才能保持需氧量。外援没有来的那段时间，护士们一天四班倒，平均每班6个小时，然而由于看护病人们的工作繁重，常常在病区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抢救病人时的紧张心情又会加剧耗氧。
李露护理过一位医生，这位50多岁的医生医院的副院长，曾经救死扶伤的她，躺在南楼7层的病床上，插着管，李露说：“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院曾有3名医护人员作为病人被送到南楼7层。其中一位医生已经去世，另外一名医生用着ECMO（人工肺），一位医生经过抢救，已经好转。两位同事的情况给这位缓不过的大夫心理很大冲击。
这位躺在病床上大夫，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咳嗽，一咳嗽呼吸机的警报器就会响，她很害怕，需要拉着李露的手才有安全感。李露会安慰她说：“不要紧，我在这里陪着你，监护仪上的生命体征都是正常的。”医生会点点头，然后就安静地入睡了。
李露说：“她不是依赖我一个人，而是依赖每一位医护人员。因为之前昏迷，能醒过来简直是奇迹，所以特别信赖我们科室救治过她的医务人员。”
最难熬的时候，瞿昭晖要面临多重压力——主任被隔离，病房的事不知道找谁商量；同事低落的情绪需要安抚；前来驰援的同行要帮忙对接。她一遍遍给自己心理暗示，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倒下。
3月5日，武汉市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几名女医护人员在抢救一位病情突然恶化的46岁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迪/摄
乌云有了要散开的迹象
在瞿昭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援助力量开始往南楼7层聚集。
1月23日早晨起床后，广州医院的桑岭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刷新闻，当他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时，内心咯噔了一下：“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桑岭便接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临时调派通知，要求他驰援医院ICU，且当天晚上务必到达。此外，医院、医院、医院也各有一名重症医学专家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1月24日，大年三十的早晨，桑岭踏入了医院，当时他的感受是：“安静，安静得有点过分了。”医院远在武汉的郊区，可能是武汉市绿医院，都是一片一片的“小树林”，平时很少能见到人。
医院之内，战“疫”波涛汹涌。
当天早晨，桑岭便开始了援助工作，他和医院的郑霞被安排到了南楼7层，两位医生各负责一组医疗队，每组医疗队管8个病床。
郑霞到岗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一天晚上有4位患者去世了，这位工作了十多年的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回忆说，“一听就觉得超级震惊。”
当郑霞进到病区后发现，“所有的患者都非常重，不是气管插管就是靠无创机器辅助呼吸。机器提供的氧气浓度接近了纯氧的状态。”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大约是21%，如果机器给人提供的是接近%的纯氧，那就意味呼吸机能给提供的氧接近尽头了，“但这些患者的生命指标还不是很好”。
投入工作的第一个上午，郑霞形容说：“真的忙到人仰马翻。这边的患者呼吸衰竭了，我赶紧去插管。插管还没插完，另外一个患者就感染性休克了，我赶紧再跑过去。基本上一直在跑来跑去。”
第一天工作结束后，桑岭也感到身心疲惫，没想到这场战斗会如此艰难。
接下来几天，桑岭发现了一位已经插管的病人呼吸功能有好转，便和郑霞商量要不要给这位病人拔管，二人一致决定给这位病人拔管。
拔管之后，这位患者出现了痰堵、血氧饱和度波动的状况，但是很快就缓过来了，又观察了3天，状况也没有恶化，便成功转到普通病房。这是南楼7层第一位成功拔管并转出的病人，她对当时医护人员们的鼓舞不言而喻，郑霞说：“让我们觉得，虽然还摸不清楚这个疾病的规律，但重症患者还是有好转和治愈的希望的”
郑霞解释说，当时这位患者正处于可以尝试拔管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病人一旦发生误吸，可能就拔不了管了。
笼罩在金银潭南楼7层上面的乌云，终于有要散开的迹象了。
3月5日，武汉市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人员在帮助一位患者盖被单。医院是武汉市最早收治新医院。据了解，截至当日上午9时，医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多例，治愈出院多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迪/摄
对疾病的未知仍是救治最大的困难
面对一支临组建起来的队伍，郑霞回忆说，当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摸清楚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的具体情况。当时医疗人员比较复杂，除了重症医学背景的医生，还有本院艾滋病病房的医生。调整工作安排后，重症医学的医生负责主要的诊治工作，本院艾滋病病房医生因为熟悉本院医嘱系统，可以进行写医嘱等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医生进入病房和护士一起看护患者，帮患者翻身、吸痰等事情，郑霞和护士们一起干，“这是一个培养团队协作的过程。”
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最耗时间的事情，寻找患者的发病规律。郑霞说，来这里以后发现自己以前在监护室里摸索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在这里并不是很好使，“病情发展得太快了，一转眼的功夫，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就可以从接近%的状态掉到只有40%左右。”
郑霞坦言，目前很难掌握新型冠状病*的变化机制，病*的复制能力和作用机制都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变化规律，所以也无法预测患者什么时候病情会突然恶化。也就是说，患者从轻症转成重症、从重症转到危重症的关键点是很难掌控的。加之核酸检测的局限性，很难明确病*载量是否下降，进而很难评价治疗效果。
然而对患者的救治一刻不能停歇，郑霞说，现在ICU的医生们只能用尽各种方法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希望通过患者的自我修复能力战胜病*，此外，也是帮他们争取一些时间，也许就可以等到新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出现。
桑岭和郑霞有着同样的共识，在没有有效的抗病*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前提下，他认为重症医生的责任就是尽量给患者提供生命支持，然后进行基础病的治疗，“把人缓过来，让他的免疫力提上来，再攻克病*”。
在两位专家看来，对重症患者的救治，其实业界已经有了成熟而且规范的诊疗指南和相关共识，只不过刚开始由于人力不足、队伍不齐等原因，很难到位。随着各地驰援力量的充足，更应该把患者诊治的事情常态化，提高患者的救治效率。
终于看到了曙光
睡觉这件事，对于参加南楼7层战“疫”的医护人员来说似乎各有各的困扰。李露曾经有几个晚上躺在床上胸痛、喘不过气，医院吸氧气。瞿昭晖在刚开始的一个月，几乎每天就在更衣室里睡三四个小时。桑岭刚来驰援的晚上常常无法顺利入睡，“就是明明身体已经很疲惫很疲惫了，可是就是睡不着，觉得胸口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很闷，其实就是精神压力大”。从来都一觉睡到天明的郑霞，来到医院工作后，半夜常常会醒来，折腾个半个小时才能睡着。
随着战线的拉长，桑岭开始给自己找能够顺利入睡的方法，睡前的俯卧撑和平板支撑等肌肉训练可以有效地解压，这段时间桑岭的睡眠已经好了很多。
其他人的睡眠问题也在逐渐缓解，医护人员们都明白，这离不开大环境的改变。2月17日时，全国已经有1.1万名重症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占全国重症医务人员总数的10%。南楼7层的救治压力被分担了很多。
2月22日，郑霞告诉记者，这两天病房里更是罕见地出现了两张空床。3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连线李露，她说当天有5张空床。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断日期的提前，病人在早期便开始治疗，导致后期发展成重症的病例在变少，而且后来收治的重症病例病情的危急程度也开始变弱。一方面是病人患病程度的减轻，另外一方面是诊疗方案、流程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近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也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插管患者成功拔管并转到普通病房。
郑霞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曙光。
疫情开始后，瞿昭晖就让自己的家人离开了武汉，回老家去了，包括她5岁的女儿。女儿在“什么时候可以打败病*？”瞿昭晖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估计会很长时间，一旦打败病*，就回老家去接你。”“那我吃6岁生日蛋糕的时候，妈妈会不会就回来了？”“如果我那个时候能回去，一定给你买个特别大的生日蛋糕。”
女儿7月份过生日，瞿昭晖说，她也无法预计7月份可不可以陪女儿过生日，但是她可以肯定的是，“接收新冠肺炎患者从我们这里开始，最后也一定在我们这里结束”。到时候，外省的医护人员先撤离，医院、本院其他科室的再离开，南楼7层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坚守到最后。
李露想到了更远，她觉得疫情结束后，本来被转出去的病人和因为疫情耽误治疗的病人一医院找他们看病。所以，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可能要无缝衔接地开启新一轮忙碌的工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