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第一天，医院的援鄂医护们，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插管的危重症患者，患者呼吸越来越窘迫，须上有创呼吸机。因防护服短缺，两名年轻医生“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套在头上充当面屏”，完成了感染风险极高的操作。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医院医疗队接诊过一名40多岁的病人，情况不算乐观，但氧饱和度较为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心率急剧下降”。“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抢救，但（病人）最后没能停留。”这令队长顾俊“很沮丧”。
医院和江苏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2月份即抵达武汉抗疫一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战场上，主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与死神短兵相接。一个多月来，他们经历了治疗条件逐步改善，治愈率越来越高，也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深感惋惜。
3月15日，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坚守了32天后，医院肿瘤中心Z12重症病区关闭。休整两天，医疗队员们又转身前往另一个“重症病区”战场——医院东院ICU。
得知转换战场，医院的援鄂队员们在工作群里表态，“疫情不散，我们不退”。护理组长魏平珠说，“调休就像‘烫手山芋’，队员们扔来扔去，都想着为患者多做点事。”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至3月23日24时，武汉现有确诊病例例，其中重症病例例。一个多月来，数十万医护人员在湖北抗疫一线，以非凡的努力，基本阻断了疫情的蔓延，但疫情风险仍在，仍有不少重症患者需要救治。
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患者治愈出院本文图片
均为采访对象供图
接管重症病区
“疫情发生后，我就有预感，要做好准备，说走就走。”医院重症外科（SICU）主任于荣国说，彼时，武汉疫情严重、人员物资告急的消息不断传出，“同行们已从不同省份陆续到了武汉，尤其是很多重症医学领域的专家”，而其本人也“早就备好了行李”。
2月13日下午，人的福建援鄂医疗队带着呼吸机、ECMO等物资，乘坐三架飞机到达武汉天河机场。走在偌大的航站楼里，魏平珠的感受是，“到处都很安静”。有几人站在一旁冲着医疗队招手，喊着“加油”，似在流泪。“他们应该是武汉本地市民。”魏平珠至今仍记得这个场景。
福建援鄂医疗队成员涵盖多个科室，很多人对于疫情的认识有限，比如有人从没穿过防护服，甚至未曾见过。原计划到达武汉后，应有两天防护培训。但留给医护人员的时间不多。2月14日上午9时，培训开始不久，医疗队便接到命令，要在当日进驻华中科大同医院肿瘤中心Z12、Z13两个重症病区，下午4点，“必须开始接诊病人”。
医院名医护人员负责接手Z12病区。“我们对环境还不熟。”摆在于荣国和同事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医院医院，病房设施并不适用新冠肺炎病人的诊治。此外，医院原有医生一小部分被感染，大部分人则被抽调至其他地方，仅有部分护士尚在。
医院医疗队员为患者进行吸痰操作
“进入病区后，医疗队对病房进行了适当调整，包括分病区，建立危重病室。”于荣国称，当地提供的设备不多，医疗队自带设备派上了用场，此外，“医院综合性药物较缺，一两天后，医院调剂药品。”
14日下午4点开始，患者陆续入院。按照安排，Z12病区主要收治重症患者，筛查出来的患者被大巴车送来，三个小时内，病区内64个床位便全部收满。
对于入院病人，医生会排查，哪些属于危重，哪些情况较轻。“短期之内，我们必须把患者病情摸一遍，大家都是马不停蹄地忙着。”于荣国回忆，很多危重症患者需要马上送入病房，“上呼吸机”。初次穿上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不适应，早期“有些乱”，加之工作量大，身心俱疲。
顾俊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其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时，面临同样的状况。“我们接管的是重症病区，由普通病区改建，跟其他两个医疗队共管。”顾俊称，2月3日各医疗队实地查看时，病区尚在改造中，经连夜施工，次日方才正式接收病人，“33张床位很快收满”，“都是重症、危重症”。
接手病区前，医护人员均接受了传染病感染控制培训及心理辅导，尤其是防护设备的穿戴和脱卸。“很多医护人员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或多或少会有些紧张。”顾俊称，大家是呼吸与危重症专业或者是重症医学专业出身，对抢救重症患者应有底气、信心，但这次面临的是“传染病导致的重症病人”。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院医护人员询问患者病情。
啃“硬骨头”
最初送进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64位病人，大多是聚集性感染，“一来一家人”。而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则达到85%，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缠身。对这些病人的救治，犹如啃“硬骨头”。
2月14日进入Z12病区当天，医疗队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抢救的危重症患者。该患者有脑梗，陷入昏迷中，同时发着高烧，血压偏低。经高流量吸氧、液体复苏等措施后，患者状态依旧不好，呼吸越来越窘迫，须进行气管插管，上有创呼吸机。
“我们想把他转进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但人员、设备都还没有到位。”于荣国说，医护人员不得不在普通病房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治疗。插管过程中，病人呛咳会产生气溶胶，极易造成病毒感染。彼时防护面屏等装备尚未配齐，两名年轻医生“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套在头上充当面屏”，完成了气管插管操作，并连接上呼吸机，“非常勇敢”。
也有遗憾。医疗队整建制“接手”Z12病区次日，一名患者离世。“在ICU还没有建起来的情况下，药物和设备又没有完全到位的，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他（的病情）非常重，没有及时抢救过来。”于荣国至今仍深感惋惜。
对于高龄患者，新冠肺炎尤为“凶险”。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张医院重症病区中，有一位91岁的奶奶，基础疾病较多，确诊新冠肺炎后情况一直不乐观。张佳佳将老人儿子、儿媳录来的视频放在她耳旁听，鼓励她“一定加油”。
“从2月15日进入病房开始，老人经历了数次抢救，每次都能挺过来。”2月下旬某日的凌晨5时左右，张佳佳发现，最近一次被“医护人员拉回来”后一直昏睡的老人，“微微睁开了眼睛”。她很开心，拍下照片发到群里，和同事分享。
但老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不久去世。“奶奶年纪大了，有些治疗，她也受不了。”在这些高龄患者面前，张佳佳和同事们就像孩子一样，“都是爷爷、奶奶地叫，可亲热了，不会唤名字”。“很无奈，我们也希望尽力去救。”
医院护医院重症病区坚守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撤离。
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病人，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衰竭情况，缺氧后又进一步造成严重并发症。“一些年纪大的患者，若有基础疾病，或会并发有休克、循环衰竭等症状。”顾俊告诉澎湃新闻。
负责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外，于荣国也会参与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巡视”，医院“筛查重症病人”，将其转入救医院。“定点收治后，利用专家优势，集中治疗危、重症患者，尽量减少死亡。”于荣国说，从后期死亡率降低的结果看，效果显著。
救命的“管路”
对于严重缺氧的患者，若普通氧疗、甚至无创呼吸机都难以缓解其痛苦，就需要采取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这是最常用的抢救措施。”顾俊说，维持患者呼吸，氧分充足，这是基础，“否则不等其他治疗发挥作用，人已经不行了。”
2月6日深夜，一名危重症老人被送入顾俊所在病区时，已呈极度缺氧状态，“就像经历了长跑”，“大口喘气”，且出现了意识障碍。“（老人）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来，就进入抢救程序。”顾俊彼时正值夜班，迅速召集同事手术。
麻醉科医生进行气管插管，管床医生、护士准备好呼吸机，调整参数。插管完成后，迅速将呼吸机与患者连接，增加供氧浓度。但一套流程下来，病情仅是略有改善。“患者心跳快、血压低，仍处于休克状态。”顾俊说，此时需要用到“深静脉置管”操作，向患者输入譬如升压药之类的血管活性药物，以及镇痛镇静药物。
所谓深静脉置管，不同于平时“在手背上打针”，而是需要寻找人体深部静脉处——通常是颈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一个留置管，将药物安全、快速地输入人体，达到抢救目的。在新冠肺炎重症病区，这是医护人员经常用到的“操作”。
而这往往意味着，医护人员会暴露在更大的感染风险中。“重症病人周围的含病毒气溶胶含量很高，医生接触时间越长，感染可能性越大，尤其做气管插管时。‘深静脉置管’手术是在颈部或者锁骨下方，离患者的呼吸道很近，感染风险会比平时大很多。”顾俊说。此外，厚重的防护服、起雾了的面罩以及因戴有手套而失去灵活性的双手，这都给手术实施带来困难。
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后，顾俊和同事又为患者插上了胃管、尿管。“每一根管子都是抢救他生命的重要管路。”顾俊说，历经三个小时的初步抢救后，患者血压趋于稳定，血氧饱和度由最初的60左右——“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值”，升到“及格线90”以上，维持在90～93，“虽不理想，但已算乐观”。
此时“抢救”尚未结束，医护人员不敢马虎。每隔半个小时，要抽患者一次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以了解其呼吸功能与酸碱平衡状态，而后根据结果调整呼吸机参数。血压水平、尿量也需随时
